裴宇晶：九型人格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（上）
一直想写一篇透过九型人格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的文章。众所周知，人有不同的性格，同样，企业和国家也有不同性格，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，作为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文化与九型人格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一种性格就是一种文化，组织也是如此，正如倡导服务的海底捞就是2号文化，倡导唯美质感的苹果就是4号文化，如果国家也有型号，那么美国更像3号文化，德国更类似1号文化……而我们的中国，应该是典型的6号文化。
中国本身就是六号国家，周朝及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接近健康层级的6号，那时候涌现了很多“千金一诺”，“舍生取义”的英雄义士。在秦汉之后，楚汉相争刘邦的胜利让人们记住了“胜者为王败者寇”，功利主义、趋利避害、甚至不择手段的思想开始取代了先秦的英雄主义和杀身成仁。中国人的性格逐渐出现“诈伪不诚”、“窝里斗”、“缺少理想”、“算计”、“胆小怕事”、“抱怨”等民族病，这些也标志着6号国家的掉层。
近代的明清以后，先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，后摇摆不定，妥协苟安，从开始的自大到自卑，民族自信心更是急剧下降，中国被称为“被阉割的龙“，6号国家逐渐掉层，到文革期间“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”（6号掉入第六层级）……直到今日，这个层级依然没有提升到健康层级，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非常严重，邻里之间如同陌路，见陌生路人微笑或打招呼都被认为不正常，老人跌倒要不要扶？抢救时剪坏病人的衣服要不要赔？各种骗术层出不穷，人们之间彼此防范，人们请亲戚朋友做经济担保都异常困难。
要想重建国家的诚信文化，就得提升国民的健康层级，要提升健康层级，就需要了解我们国家的性格，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从以下七个方面用九型人格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，以期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。
一、古代中国的“英雄义士”
——高层6号的“一诺千金”
我在看先秦的一些义士故事的时候，觉得和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一样，觉得古代中国人好像自己命都不值钱一样，动辄以身家性命来成全道义，拿性命来帮助朋友，报答恩人，实际上这不是轻视生命，而是把气节、“义”、“承诺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中国古代有很多 “一诺千金”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义士典故，他们为了承诺和托付，至死不悔地执信而行，这种“义士风骨”正是六号的高层光辉，例如比较著名的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“的荆轲刺秦，还有专诸之刺王僚，聂政之刺韩傀，要离之刺庆忌等典故，还有“不饮盗泉之水”、“不食嗟来之食”，宁可饿死的古人。
他们忠于国家、家族和朋友，也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信念，也产生了很多生死之交、刎颈之交……先秦的这种义士豪杰精神体现出宁折不弯、重视道义、心灵高贵、注重人格尊严等，但是在秦朝以后，这样的事情就很少听说了，究其根源，恐怕要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了。
因此，我认为，秦代以前的中国大体上接近健康层级的6号——勇敢的英雄、迷人的朋友、忠信的伙伴。透过以上三个词语，我们大概了解高层6号的特点，那么高层6号具体还有什么特点呢，我们再多说一点。
高层6号有勇气、有担当、独立、不屈不挠，始终跟随自己内在的信念自我指引，同时，他们值得托付、值得信赖，以行动为导向、富有魅力、忠实可信、坚守承诺、具有牺牲精神、警觉、负责、受人尊重，是一个坚定而可靠的人，也是一诺千金保护他人的朋友、伙伴，对抗有害的权威体制。这些特质都特别符合先秦义士豪杰的风骨，也是“勤劳勇敢”的中国人民本自具足的内在品质！
二、“小集体主义”与人情关系
——6号的“人际关系长城”
国内外学者也是争论不休，费孝通先生在其《乡土中国》中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际关系特点——“差序格局”：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圈圈的波纹，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，越推越远，彼此的感情也越来越淡薄。”以“我”为中心的人际谱系沿着远近关系，关系向内越来越亲密，是“自家人”、“近亲”，关系向外越来越疏远，是“远亲”或者“外人”。
中国人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也会沿着“差序格局”往外扩展，作为“谱系特征”的延伸的“差序格局”不仅包括亲缘关系，还包括了地缘关系（如同乡）、学缘关系（如老同学）、老同事关系、老战友关系等“自己人”，进而在周围人群中构成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，“自己人”和“外人”的分别。由此，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集体主义文化，这种特殊的文化既不是个人主义，也不是集体主义，而是以“自我”为中心，向外不断推远，与“自我”的关系距离靠近的人构成“圈内人”、“自己人”，而与“自我”的关系距离较远的则构成“外人”，而“自己人”和“外人”之间也有很多层次，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关系，所以尽管中国人看起来是集体主义精神，却又非常缺乏合作精神，团体概念很薄弱，因为中国人的合作精神常常仅在“圈内人”之间。
因此，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不是集体主义——个人主义所能描述的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为中心，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只关注自我又有所不同，中国人需要和周围人保持和谐的关系。因此，集体主义的本质其实是“关系主义”，中国人和周围人的关系并非平等，而是一种“有差别的关心”。我国学者陈昭全将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定义为“横向集体主义”，关心的不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，而是个人和他人的关系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，实质是一种“关系主义”。因此，“关系”现在甚至成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特殊词汇。
因此，我们需要说到6号的“人际关系结盟”，也称之为“人际关系长城”，6号喜欢通过“结盟”的方式来获得安全感，应对他认为一个人无法应对的不确定的未来和各种自己想象的危险。所以，你要想顺利看病，得医院里有“熟人”；你要找好的学校入学，得教育部门有“熟人”……
这种“找熟人“的思想遍布中国各个领域，而这正符合6号的“人际关系长城”。当然，他们也要对“熟人”进行付出，正如6号性格为支持其安全感的人际关系的大量付出（这种付出不亚于2号），所以我常说6号是“有围墙的付出”，2号是“无边界的爱”。6号“付出”本质上还是结盟的需要，所以他们只会对和自己关系近的人付出，因为知根知底，更容易信任，“自己人”和“外人”明显内外有别，而这恐怕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“差序格局”的原因。
三、追寻完美的圣人、领袖和英雄
——6号的“追寻完美权威指引”
西方的神话故事很少有对神的崇拜，他们把这些神们拉下神坛，哪怕你是英雄，哪怕你是领袖，哪怕你是伟人，首先都是凡人，所以西方的神往往可以写出很多缺陷。然而在中国文化里，常常喜欢追寻或者打造一个完美的圣人、领袖或英雄，古代人物传记里对皇帝、圣贤大德介绍里常有一些“天降异象”的故事，出生前母亲梦见龙或出生时有彩云、祥云等等瑞相。
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不仅仅是一种美化，也是一种“上天授权”的暗示——天生就注定是一个伟大人物或领袖，中国人为什么喜欢“造神”，这非常符合6号的内心特质——追寻绝对的权威。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中国的史书对历史悠久的上古时代人物会描绘得和完美的神一样，而且常常人神合一，比如尧舜、神农氏、大禹等。这些先人更具体的信息需要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，商周以前的历史目前也是难解之谜，甚至有学者指出夏朝根本不存在。当然这些内容不在我们本文探讨范畴，我们要说的是，我们神化、美化一个“高大全”的圣人、领袖和英雄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是渊远流长的。
我们再回到九型人格之6号，6号性格最核心的渴望是寻求“指引”，所以他们总是在寻找灯塔一样的“神”的指引。这个“神”就是绝对可靠的权威，像完美的父亲一样永远指引着我们的前进，他必须是天生不凡、永远伟大、一直正确的。6号总想被正确指引，生怕被“误导”，但是他们对现实的权威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，一方面他们依赖权威，一方面他们又挑战权威，所以他们希望找到那些能够久经考验、无可质疑的权威，现实中的人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隐患，所以，有“盖棺论定”的说法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很多英雄楷模也通常是死后才追封的——确保没有瑕疵。
然而，6号对人性的“恶”和“私欲”有非常深刻的认知，他们经常觉得被利用、被剥削，认为别人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，因此除非神化一个遥远的、死去的、高高在上的人物，才能从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安全的——有一个永远正确的伟大人物或者死去的伟人的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进！
换到6号本人的角度，6号通常不轻易让自己成为权威人物，这太不安全（尽管他们经常站在权威的高立场和角度说话），但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众望所归地被推上了权威的位置，也只能自我神化了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“瑕疵”会遭到挑战而不安全。
因此，无论是造神者，还是被造神者，都需要某种安全感，于是就有了上述的一切现象。
四、“利害”与“道德”的推拉
——6号的“自我对抗”
我们前面说到，先秦时代的中国是有一份坚守信念、勇敢无畏的精神的，他们可以舍生取义，然而秦代以后，尤其明清以后这份光辉则相对黯淡了很多，中国人更多掉入明哲保身，摇摆不定，妥协苟安。很多人一方面标榜道德，一方面又做着违背道德的事，结果就有了“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腹男盗女娼”这样的话。
6号内心住着一位大人（超我）和一个孩子（本我），大人总是监督、制定道德与规则，监督内在的孩子，孩子一方面想符合大人的要求以避免惩罚，一方面又想按自己的真实意愿。所以为何我一直说6号的性格就像青少年的性格。
所以，6号有两种安全感，一是维护自己的道德和信念的，我们称为 “信念系统”——内在的安全感（这个安全感和信仰、信念、理想有关）。另一种安全感是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，也就是通俗所说的要考虑“利害关系”——外在的安全感。
所以，6号内心“应该……”和“但是……”就反复对抗，“我应该扶老奶奶起来，但是我怕她赖上我”、“我应该奉公守法，但是被拉下水不得已做了违背原则的事”、“我应该忠于组织，但我也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”……“我是被逼的”、“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”，这些话给了6号缓和“自我对抗”的理由。
他们不一定是说给别人听，更重要的是要说给自己内在的“道德监督者”，实际上，6号在面临利害关系时他们很难符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，尽管为此他们会很纠结、焦虑，就像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的高育良，一方面不断强调信念和理想，一方面又“被迫“上了贼船，内心的对抗使得他每天花园里翻地以减轻自我谴责和巨大焦虑。所以，为什么高这个人物大家觉得特别真实，因为就比较对应我们国家文化的性格。
所以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经常体会到很多国人在急功近利（特别6号压力状态到3号）和道德人品之间的冲突，选择功利还是坚持原则？当6号掉层后，就会追求“暗中得利”，再做做表面文章，显得“合乎情理”、“让别人无法可说”、“不要做得太过……”，恐怕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，都对这种内心的挣扎和推拉是熟悉的。
好啦，是不是很精彩呢？鞭辟入里，入木三分。
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，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~
下期精彩预告：
裴宇晶：九型人格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（下）
五、外儒内法
——6号的两种“安全感”
六、木要“秀于林”？还是不要“秀于林”？
——6号的“低调谨慎”与“实力求安”
七、家文化、忠君与孝道
——6号的“忠诚”与“家国情怀”
发送给作者